本报记者 赵晓霞
观众在欣赏拍摄出土于雄安古州城遗址的唐代龙首。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出的陶量。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展开剩余85%展览展出的三彩残片。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一名小朋友在“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现场体验文物智能展柜。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恢宏的龙首，精巧的佛像，一砖一瓦、一盏一钵……在白洋淀畔，古镇烟火之间，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们，历时8年，唤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古州城遗址展开系统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积累计约3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累计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遗址内外双城垣的布局，考古发掘搭建了遗址汉唐至五代的时空框架。
日前，“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开展。该展览首次面向公众系统展示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动展现了雄安新区深厚的历史底蕴。
发现古州城遗址
古州城遗址古称鄚城，是汉唐时期鄚县县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这座城址见证了汉唐盛世，也经历过五代的金戈铁马，最终和不少古城一样，湮没在岁月之中。目前在遗址南部地表，外城城墙仍然巍然矗立，向人们诉说着一座古城的过往与新生。
时间回到1976年，古州城遗址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后来对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
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同年，古州城遗址的考古之路开启。6月起，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对辖区内的文物遗存进行全面调查。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古州城遗址进行了无人机航测，绘制了古州城现状一体地形图，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此外，还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历史文献的编年。
“2020年，古州城遗址首次进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厘清遗址为1号与2号城址的双重城址结构。综合研究表明，2号城址可能为汉唐时期鄚县县城(县治)，1号城址可能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历史沿革。”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队队长何岁利说。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考古队在1号城址东南部城墙内侧道路解剖发掘时，发现了叠压于道路之下的一处隋唐砖砌水井，水井开口距离地表1.5米。井内靠近底部发掘出土了较完整的红陶罐、石刻残块、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时期的遗物。
在专家看来，水井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确定古州城1号城址城墙的营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
次年，考古队对2号城址城墙、护城河以及城墙内外道路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新发现了3号、4号建筑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砖、瓦等建筑构件，青掍瓦、瓦当揭示了此处可能存在唐代较高等级的建筑。”何岁利说。
这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2023年，考古队对3号遗址西侧的4号遗址进行了发掘，初步确定了古州城内唐代较高等级寺院遗址的存在。同年，在3号遗址东北部勘探发现了18号建筑址，并于去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唐代龙首等遗物。
“汉唐城墙、隋唐水井、石刻残块、唐代龙首等丰富遗存的发现，实证了这片土地延续千年的城市文脉。”何岁利说。
考古成果勾勒历史图景
何岁利还清晰地记得龙首出土时的情形，“出土时表面覆盖泥土，虽然外形比较完整，但内部已碎为数百块”。在考古队员的毛刷下，龙首的灰陶胎体上显露出彩绘遗存——黑色眼珠、绿色眼线等。
发现龙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队在发掘18号建筑址西北部的砖瓦坑时，于地表下1米左右处，发掘出土了2件陶质龙首。“结合地层堆积与砖瓦坑中同时出土的唐代砖瓦、瓦当、开元通宝钱币，以及相关科技测年数据，判定为唐代龙首。”何岁利说。
相关专家表示，唐代的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考古发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仅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且保存相对较完整的唐代陶质龙首十分罕见。
不到一周，这两件龙首被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考古方舱，对其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同步展开。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介绍，为了让龙首重焕光彩，在龙首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课题组采用了室内清理、多视角三维成像、遗存提取、超声波清洗、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三维激光扫描、虚拟拼接、实物拼接、补配等技术，在今年5月成功修复了2件龙首，还原了唐代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研究表明，9号龙首应为垂兽，10号龙首应为戗兽。通过复原，发现它们所在的建筑垂脊宽度达45厘米、戗脊宽度达30厘米，可以想象非常宏伟壮丽。”刘勇说，“两件龙首的形象生动逼真、圆润壮实、气宇非凡，显示出唐代龙文化的兼容并蓄。”
在此次展览中，除了展出两件修复完成的龙首之外，还展出了古州城遗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当、鎏金小铜佛等。
展柜中的一件标注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这件文物的修复最重要的是对其上面的几个字的保护，不能在修复过程中让其产生磨损。其实，每一件文物的修复手法、技术都是不一样的，都需要采取独特的修复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文物修复师郭正臣说。
“为了确认这件文物的用途，我们把修复好的陶量套上保护袋放在秤上，紧接着往里注水，直至注满，显示重量是2067克，经过换算，陶量的容积是2067毫升，正好相当于汉代的一斗，即10升。所以，可以确定这个器物是量器。”刘勇说。
“陶量上面的4个字经考证为‘都乡定里’，‘都乡’正是秦汉时期郡县治所所在的行政单位，这也成为古州城(古称‘鄚城’)作为鄚县治所的实证。”何岁利说。
从鄚城到长安城
《旧唐书》记载：“(莫州)去京师二千三百一十里。”
何岁利表示，有唐一代，从中央到地方，联系非常紧密，显现出强大的向心力。“长安和鄚城就体现了这样的关系，长安用的一些建筑构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这从古州城遗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说，“长方形手印砖、莲花瓦当、白瓷碗……此次展览专设的‘长安遗珍’单元展出了唐长安城，包括宫城、大明宫、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遗物。我们不难发现，长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筑构件，比如砖、瓦、莲花瓦当等，还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岁利一起参加古州城遗址考古发掘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卢亚辉介绍，在水井中发现的文物中，有两个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从其造型来说，和在长安城发现的相近，这反映了当时的鄚城和长安联系紧密”。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表示，从建筑构件上来看，古州城遗址出土的青掍瓦、莲花瓦当、龙首等，在长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两者稍微有些区别，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动一些。一个原因可能是鄚城离长安城远一些，工匠们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从二者对比的角度来说，古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是非常有意义的。”
专家表示，“长安遗珍”单元以唐长安城为宏大背景，展出莲花纹瓦当等代表性遗物，揭示出长安和鄚城两城虽遥距二千三百一十里，却共同诠释了唐代“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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